多年之前，我们白衣飘飘青春年少，文学梦想在拔节生长的青葱岁月里以一种飞扬的形态恣意昂扬，如今，我们回首从前，总有几段关于文学的青春往事让我们悲欣交集。
从年开始，《浙江作家》辟出专栏“我的文学记忆”，邀请省内作家将这些往事用文字记录下来，以此祭奠那些还未来得及怒放却已经凋零的青春韶光。栏目一直延续至今，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将陆续整理发布，以飨读者。
本期带来文学回忆的是刘文起老师。
刘文起。我与文学的爱恨情仇一个老作家的青春记忆
by刘文起
从小学写第一篇作文开始，到现在每天都在电脑上敲文章，我的一生与文字，成了纠缠不清的至交；从年我创作的一个曲艺节目参加省里文艺调演开始，到现在我的小说、散文还隔三差五地见诸报刊之上，文学已融入我的血液之中。四十多年了，文学，她已伴随我走过了我的大半生。我曾想用文学作为敲门砖，敲开我人生和生活之门，可不曾料想，这敲门砖却先敲破了我自己的头。于是，我咒她、骂她，发誓一辈子再也不理睬她。可这时，她却早已融入我的内心，让我驱之不去、欲罢不能了。以后，我走的道路都离不开文字；以后，我的生活习惯都离不开文学。这就是我的文学记忆，一个个我与文学爱恨情仇的辛酸而又甜蜜的人生故事。
要说爱你不容易
刘文起拉小提琴照片。
我高中毕业时碰上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只能回乡当农民。因为我会拉琴，很快就找到代课教师的临时工作。也因为我会拉琴，我每年都会被区里抽去参加乐清县里的文艺会演，又被县里抽去参加温州地区的文艺会演。这样几年下来，我的拉琴在乐清县、温州地区里都有了点名气。我先后曾为乐清两个小戏《演习之前》《上大学》编过曲，并当乐队的主胡到温州市里会演，我还创作过一个歌曲《赞美伟大的祖国》，到市里会演。可那时候，尽管天天沉浸在音乐里，可我压根儿就没想将来要成为音乐家。我生性平庸、胸无大志，只想用拉琴来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解决一个铁饭碗的问题。
我第一次接触文学，是在年。
那时候，乐清县文化馆正要创办一本不定期的文学刊物，叫《乐清革命文艺》。创刊前，他们在雁荡山开了个创作会议。不知怎么的，居然叫我这个拉琴的也去参加。因为吃了他们几天饭不好意思，回来后我就绞尽脑汁写了一首朗诵诗，题目叫《欢呼中国进入联合国》。寄给县文化馆后，居然在《乐清革命文艺》第二期上登出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用钢笔写的字被排成铅字出版，心里自然很高兴。这应该是我处女作的处女作了，可惜这首诗如今怎么找都找不到。
第二次创作文学作品，是在年，写的是一个曲艺作品。
年，正是“文革”后期，那时从全国到省市都要搞与走资派斗争题材的曲艺会演，还规定为重大题材，务必要各县市区作为重大*治任务来抓好节目的创作。于是，乐清县文化馆便抽调我和我的朋友丁觉慧，一起住到县委招待所里写脚本。我们闭门造车十多天，还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文化馆干部又天天来催我们交稿，情急之下，看到那时《浙江文艺》上的一篇小说《似火的年月》，正是这个题材的，就将它改编为说唱《三斗走资派》。再由我配上乐清莲花的曲调交稿。县文化馆马上抽调丁觉慧和一名女教师当演员，我拉二胡，又抽调乐清越剧团的扬琴手排练节目，到温州市里会演。市里马上叫好，就推荐到省里参加全省的曲艺会演。这消息一出，乐清文化馆欢欣鼓舞。因为这是从年新中国成立到的26年中，乐清县第一次有节目参加省里会演啊，我为乐清创造了一个奇迹。省里会演后，我又参加了省文化厅主办的改稿会，叫我将这个节目修改一下，拟在省文化厅主办的刊物《群众演唱》上发表。可在改稿会上，我推翻了原稿，与奉化县的作者印运烨合作另写了一个以渔民题材的说唱节目《顶风号》，署名为刘烨文（每人名字中取一字），《群众演唱》决定发表。
刘文起（前排右一）与乐队。
正在我为初涉创作就顺利进展的局面昏头昏脑时，“四人帮”粉碎了。我马上收到《群众演唱》编辑部的信，说与走资派斗争题材不搞了，《顶风号》发不了了，约我马上写点打倒“四人帮”的作品。我当时也正为打倒“四人帮”而欢欣鼓舞，于是马上写了一首诗，叫《不除四人帮恨难平》，《群众演唱》年第1期马上发表了。这是我公开在省级刊物上发表的第一个文学作品，是我真正的处女作，我自然是非常得意。
正在我得意的时候，情况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一是乐清县文化系统在揭批“四人帮”时，把我编的《三斗走资派》作为“四人帮”的阴谋文学来批判。二是年恢复高考时，我的参加全国高考资格被取消了，不让参考。三是把我作为“文革”中路线错误的分子，参加“说清楚学习班”交代问题。四是剥夺了我的作品发表权。年，我曾有一个说唱节目《送雨衣》（几千行唱词），《杭州文艺》（《西湖》的前身）要发表，发函向我所在学校*治审查（那时发表作品都要所在单位盖章）时通不过，稿子退回来了。这些都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一下子像一记闷棍把我打晕了。那时候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要服从*治，服从组织领导。上头叫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这是组织的决定，为什么要个人负责呢？再说，我是改编别人的作品啊，怎么成了“四人帮”的阴谋文学呢？我想不通。想不通也没用，反正那时候我的*治生命冷到冰点。除了没开除我长期代课教师的资格外，一切的*治待遇几乎与“地、富、反、坏、右”同等。那时候我真的恨死了文学。我原本是想用文学作敲门砖，想以此成名好谋个正式职业的。谁想一开始就被文学的敲门砖把自己打蒙了。这文学创作能搞吗？这可是祸根哪，以后还舞文弄墨吗？打死我也不干！
挡不住的诱惑
与文友合影。
与文学打了这么个死结后，有段时间我真的不理睬文学了。文章不写了不要说，连书报杂志都不看了，发誓这辈子与文学绝交了。可是这么憋了一段时间后，又回过头来想了：你不搞文学创作搞什么？你总要找个出路啊。这样当农民兼代课教师怎么行呢？搞音乐吧，效果不快。我写过几个歌曲，可寄出去都如泥牛入海。因为省里没有音乐杂志，全国也没几家。文学呢，杂志就多了，省、市、县都有。正好年以后，写文章是个潮流。那时候，能写文章的人身价一下子就高了，找个正式工作也方便。多少人往文学这条独木桥上挤啊。搞文学创作真是个挡不住的诱惑啊。再说我这个人犟脾气，人家不让我搞，我偏要搞个名堂出来。于是，我就下决心再继续搞文学，继续写诗。
可是，你写的诗若署真名，单位审查再通不过怎么办？不行，要吸取教训，不能用真名，必须用假名。我想起了上年写说唱节目与印运烨合作用刘烨文署名的事，就决定用刘烨文作笔名。那单位怎么办呢？编辑部若再与我学校联系，学校还是不同意怎么办？不行，单位也要变。我想来想去，就想到我户口所在的村：乐清县虹桥镇一村大队。反正我是代课教师，临时工，户粮关系都还在村里，我还是农民。最关键的是，我堂哥还是村里的*支部书记，若再来函*治审查，他一句话就行。于是，我写了一首诗，用刘烨文署名，单位为虹桥镇一村大队，就寄出去投稿。因不抱希望，这事不久也忘了。有一次，我从乡下的学校回到虹桥镇上的家里，凑巧碰上我当村支书的堂哥。堂哥告诉我：最近很奇怪，杭州有家出版社居然会给他写信，说一村大队有个人叫刘华（堂哥把烨字读成华）文，一村哪有刘华文呢？就不理他了。堂哥说这话，我开头也没反应。后来一想，这个刘华文大概是刘烨文吧，这不是我吗？就赶紧跑他家里看信。一看，可把我高兴极了。原来是浙江人民出版社来信了，说要发表我的一首诗歌，问村里同意不同意？村里哪有不同意的？堂哥就盖章了。于是，这首题目叫《东海渔歌》、署名为刘烨文的诗歌，就在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江省学大寨民歌选》上刊登了。
因为刚开始文学创作，我对自己作品质量没底。加上自己默默无闻，怕编辑重人不重文，收到无名小卒的稿件不用。我就拜师学艺，有时还借重别人的名字投稿。我的老朋友贾丹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发表诗作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开始文学创作时，他已是浙江有名的农民诗人了，我对他是又羡慕又崇拜。那时候，他在蒲岐中学代课，我在南岳中学代课。南岳离蒲岐不远，走路仅半个多小时。我时常写了诗，从南岳步行到蒲岐向丹华兄请教。有时还花一二个小时，跑到贾岙他家里向他请教。还有时呢，干脆就在我写的诗歌上署上他的大名（还得把他的名字署在我前面）寄出去投稿。这当然是个好办法。发表在年《浙江文艺》第5期上的诗歌《金山银山舱中堆》，就是我写的，然后署上贾丹华名字发表的。
现在看看，从我的文学创作之初开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甚至是投机取巧的心思，那是有的。那是为了改变我农民身份、代课教师身份啊。想早点跳出农门，找个正式工作啊。这用心之良苦，上天可鉴哪。至于什么搞阴谋文学，投靠“四人帮”之类的说辞，天理良心，那是我想都没想到的事。可是，我却为此背黑锅，吃了这么大的苦头。是文学创作给我招祸啊！让我代课转正无路，上大学无门，发表作品没资格，并由此在学校里受歧视、受打击压制，这应该吗？不应该，这还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好在公理自在人间，天下还是好人多，我的苦难终于在一二年后过去了。年，按中央部署，各级文化部门都要大庆建国30周年，都要搞会演搞征文。我们乐清县搞“庆祝建国30周年征文”时，要抽人到征文办公室里负责。由于县文化馆文学干部徐妙海的大力推荐，县文教局局长余景良主持公道，排除下属学校的巨大阻力，颇费周折，终于将我从学校抽调出来，到县征文办公室工作。从此，拨开乌云见青天，我的文学创作开始走上正常的轨道。
我的文学领路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真是文学的*金时代。
各种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各种文学创作的研究培训活动如火如荼般地开展；各种各样好作品、好作家让人目不暇接。人们关心文学，胜过如今人们的关心*治和经济。这种浓浓的文学氛围，助长了我身上文学细胞的滋长。我又很幸运，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初，我就遇到三位对我文学创作帮助很大的引路人。
陈玮君。
第一位，是我的恩师陈玮君先生。
陈玮君先生那时在省文联，负责民间文艺方面工作。除了他自己努力写作、出版了《瓯江怨》等多本民间故事集子外，他还东奔西走，大力促进浙江省民间故事的搜集和出版工作。他多次来乐清，指导我县民间故事的搜集和整理。我当时正在“建国30周年征文”办公室工作，因他的影响，我开始抓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与县文化馆的同志们一起，整理编辑出版雁荡山民间故事。我们发动全县作者，搜集整理了几十个雁荡山民间故事，出版了油印版的《雁荡山民间故事集》。这当中，我自己也带头搜集，写出了《雁荡山》《朝天鲤与上山蚕》《石门潭》《谢公岭》《十里石板坑》，以及民间故事《老和尚三难王十朋》《七只龙头哥》《朱子常与*杨木雕》等。这些故事，后来分别发表于《群众演唱》《东海》《山海经》《民间文学》等省级和全国级刊物上，还被收入各种故事集子。我本人也在年，作为“文革”后刚恢复的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入会。
金学种。
第二位，是我的老朋友金学种。
金学种在年作为刚恢复的文学刊物《东海》的工农兵编辑，与胡嘉廷、骆土全一起来到乐清。他来的时候，正碰上乐清县文化系统在开全县的文学创作大会，文化馆领导徐妙海叫我和许宗斌陪他们游雁荡山。在雁荡山，由于吃海鲜喝山泉，他们三位全都腹泻。其中金学种最甚。于是，我就陪金学种通宵达旦打吊针、挂盐水，由此陪出了一辈子好朋友的感情来。金学种的最大贡献，就是叫我放弃写诗歌和民间故事而改写小说。那时候的他，已有短篇小说在《东海》上发表，在《东海》又管小说，当然他就言必小说了。一次与我同室而居、通宵而谈时，金学种说：“你别写诗歌了，写诗歌谁能记住，记住的只是诗人的名字。小说好，小说读了能记住人物。你看，鲁迅的阿Q谁不知道？”于是，我就改行写小说。从年起，在金学种负责温州地区的小说编辑的十几年中，他每年都督促我写小说。《东海》编辑部还每年都有笔会、改稿会。凡有会，不管在哪里开，金学种每次必定叫我。而我也很努力，每次会上，我都能改好或写出一个（凑巧也有二个）短篇小说来。在他的帮助、支持和督促下，我每年总能为《东海》写至少一个的短篇小说。金学种后来在给我一个小说、散文集的序言中说：“在《东海》分工看温州的稿子，每次到那里组稿，我常常不愿住旅馆，宁可住到他家去；文起来杭州，也必定要来看我。碰到一起，总是昏天黑地地聊天，聊文学，聊人生。天上地下人间，过去现在将来，形而上和形而下，说着说着就不知东方之既白。二十多年来我们就这么交往下去。不管对方顺利逆境，升降沉浮，都始终毫无间隙、毫无功利，平淡而又深厚地交往下来。”说实在的，金学种是我小说创作的指引者、催生者、督促者，如今退休之后，我每写好一个小说，还总是第一个发给他请他鉴定。金学种对我一辈子创作的支持，功不可没。没有他的促进，我也许很早就不写小说了。如果还写，也肯定没有现在那么多。
年与《西湖》编辑徐培培于雁荡山。
第三位我视之为引路人的，是原《西湖》杂志社的小说编辑徐培培老师。
徐培培老师是发表我小说处女作而又不断给我信心的人。
自从听了金学种的话，我就不写诗歌，改为读小说、研究小说的写法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我于年下半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美容》。《美容》是以理发店为题材，揭露“四人帮”扼杀人们对美的追求的故事。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个小说家还没触及的题材。写好后，我就寄给金学种的《东海》，然后等待他的判决。过了一段时间，金学种来温州组稿，把稿子带回来，说《东海》不久前才发过一个理发题材的小说，叫我改一改。这其实是个托词。我看看稿子改不出来了，就随便把它放进邮箱，寄给《西湖》杂志。当时心里想，既然我的朋友金学种都不发了，说明这稿子是不行的。再说第一次写的小说，是个废品也不奇怪。所以稿子寄出后，我也就一直不放在心上。不想到了年5月，看到《浙江日报》上登的《西湖》第5期的目录上居然有《美容》，并且还打第二条。我以为不是我写的。但一看作者，又是刘烨文，是我的笔名啊。又想，会不会是谁跟我用同一个名字呢？那时，哪敢打电话去编辑部问啊。于是，就又着急又耐着性子地等着。终于等到编辑部寄来的两本《西湖》第5期的赠刊，我急忙翻看，小说《美容》果然是我写的，那个高兴啊，就别说了。后来得了50元稿费，我全部拿出来请文教局和文化馆的朋友们吃酒了。当然人多，50元哪够请一桌人吃酒呢？朋友们还是自己掏了酒钱、菜钱的。但大家高兴。这是乐清县解放以来首次在省里发表小说的，大家都为我高兴。可是，《西湖》里到底是谁给我稿子编发的责任编辑呢？我却一直不知道。
年4月《西湖》青山小说笔会，后排右七为刘文起，右八为徐培培。
后来，《西湖》编辑部给我寄来一本年第9期的《西湖》杂志。编辑附了一页信给我，说有人给我的小说写了篇评论文章，今寄杂志给你惠存云云。没有署名，只盖了《西湖》编辑部的章。我打开刊物，看到上面登了一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张仲可的文章，题目叫《立意新、耐咀嚼的好作品——读〈美容〉》。文章说：“《美容》是一篇题材新、立意新、人物新的好作品，粉碎‘四人帮’以来，似还没有人接触过类似的题材，所以越看越吸引我……”我写的小说处女作得到好评，这比发表我的小说还高兴。我就写信给《西湖》编辑部，询问《美容》的责任编辑是谁？却没有回音。后来，又是这位编辑写来一封信，说南京电视台的一位编剧要将《美容》改编成电视剧（并附寄电视剧剧本的片段），问我同不同意改编？落款也没署名，也是编辑部盖的章。这我当然同意了。可后来南京电视台没了音讯，估计电视剧没拍成。但《西湖》里我小说的责任编辑是谁？这个问题一直挂在我心上。直到一年后我参加了《西湖》杂志的改稿会，才知道我小说《美容》的责任编辑是徐培培老师。看到这位瘦瘦的、纯朴憨厚的中年男子，我当时就感激涕零了，就认定这是一位可以交心可以交托任何事情的老师。从此后，徐培培老师像金学种一样，每年都向我约稿，每年有《西湖》笔会也一定叫我参加。就这样，我每年都给《东海》《西湖》（后来还有温州市文联主办的《文学青年》）至少都写一个短篇小说。这样十多年下来，就有几十篇。我就把它结成小说集，书名叫《梅龙镇三贤》，在年作为吴越风情书系，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些我取得的成绩，我都视作是因为我碰上好时机，碰上好人了；我都视作是文学的缘分、文学的恩泽。文学让我认识了许多好人、贵人，他们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拉了我一把，或者是提携了我一辈子。
名家的身影
上世纪90年代与中国著名作家、书画家在温州江心屿（前起左二为林斤澜，左三为汪曾祺，前排右一为从维熙，后排左三为刘文起，左六为邵燕祥，左七为郑万隆，左九为陈惠芳，左十一为刘心武）
年到年这期间，我去读了两年大学。大学毕业后，我就被分配到乐清县文化局工作。当然，那时的师范毕业生不能改业，但因我会文学创作，领导决定，把我的组织关系先放乐清师范学校，人就借用到文化局，不久就正式调入。几年后，我被任命为县文化馆馆长，过半年又任文化局副局长。这时我就觉得不对，我就主动要求创建县文联，兼任县文联主席。再后来，我调到温州市文联工作。文联连续工作十年以后要换岗，我又调到《温州晚报》任总编辑。为什么我一生的职业，转来转去都离不开带文字头的呢？这一切，都缘于我对文学的情有独钟，缘于我有文学创作的特长。
与邵燕祥（前排右一）、从维熙（前排中）、母国*（前排左）、刘心武（后排左二）、郑万隆（后排右二）、后排左一为刘文起、右一为叶坪
由于一直在文化系统工作，又加上温州经济模式的独特和雁荡山、楠溪江风景的著名，我接待和见识国家级大作家的机会就多了。回过头来看看，我与著名作家王蒙、汪曾祺、林斤澜、高晓声、曾毓秋、邵燕祥、唐达成、刘心武、从维熙、郑万隆、母国*、雷达、高洪波、谢冕、乔迈、阿成、余华、王英琦、魏威、何立伟、聂鑫森、陈惠芳、*传会等等，都有过接触。他们的言谈举止，都让我得益匪浅。
年与作家林斤澜（左三）高晓声（左二）摄于乐清，右一为刘文起。
最早接待的是林斤澜和高晓声。
那是年的11月，我大学毕业在乐清县文化局工作不久。林斤澜是和高晓声及福建的散文作家曾毓秋结伴来乐清的。那时乐清县还没文联，文化局指派我来接待他们。那时候，高晓声因《陈奂生进城》等系列小说在全国红得发紫，林斤澜和曾毓秋的名气也很大。所以，当我听到他们三人的名字时，激动得手都要发抖了。他们到乐清，是冲着柳市来的。那时的柳市全国闻名，来访者络绎不绝。我陪他们到柳市参观个人作坊、万元户家庭，特意看了一家装有电梯的民房，还在柳市的小旅馆里住了一夜。那个小旅馆条件很差，客房里除了床和桌子，什么都没有。电灯又很昏*，看得人不喝酒也晕乎乎的。
记得那天晚上，他们喝酒喝了很久，从晚餐喝到深夜。酒当然不是好酒名酒，是本地酿的*酒。天气也冷。我在楼下厨房里将*酒放脸盆里烧热了端到楼上他们房间去，让他们用碗舀着喝。菜也没什么好菜，大鱼大肉什么的，后来就只有煮花生了。林斤澜和高晓声都贪酒，酒量也大，*酒几乎喝不醉，我从楼上到厨房上上下下不知端过多少脸盆的热酒。当然，也包括一些酒冷了重新热的。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文学。高晓声聊陈奂生，说陈奂生的事情好多是他自己的，又说这几篇小说怎么怎么写出来的。曾毓秋说散文，说自己的散文创作，说全国散文的动向。林斤谰说小说的语言和结构，说自己要想办法把温州话糅进小说语言里去。还说什么有话则短，无话则长什么的。我在旁边听得晕晕乎乎的，有的听懂有的听不懂。但觉得很新鲜，从来没听说文章是他们说的那样写的。这一回，简直是精神大餐，好像听了三人的三堂课。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好长时间在讲一个人，讲一个新冒出来的作家。他们说，不得了啊，这人不得了啊。照他这样写下去，他肯定会胜过他的老师啊。又说他的小说怎么样怎么样，可我一点都听不懂他说的是谁。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们称赞的作家是汪曾祺，是我后来最崇拜的作家。可他们说的时候，汪曾祺还没多少作品发表，人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柳市以后，我好像还陪他们到过雁荡山和乐清县城。临分别的时候，他们三人都给我在笔记本上留言。曾毓秋的留言是：文起于雁荡之秀。林斤澜的留言是：乐清山清水清，当有文风起飞。高晓声没有留言，只写下他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