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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新浦(年，由原新山乡与南浦乡合并)是一个依山而建、离县城50余公里、仅有近万人口的小乡镇，境内的库村古村落，相对于泰顺名声在外的廊桥，显得冷清寂寥。但在唐宋之时却是以库村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圈——在唐时，先后有两位进士在此择吉而居；到宋时，库村吴氏家族有23人科举及第，据家谱记载，南宋时期出现的进士不下10人；在如今确定的3.7万平方米的古建筑面积内，光书院就有4个……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留给后人的竟然是相当多的不解！
两进士：择吉而居
当汽车沿着盘山公路声嘶力竭地冲着触手可及的白云咆哮时，窗外刚柔相济的山川丽景也就有了一种令人压抑的敬畏。很难想象，当年的先人是如何跋山涉水来到这个地方，又是什么样的理由让他们在此落户垦荒生息。
如果说如今包宅村的始祖包全在唐元和六年（年）由福建迁至此处，真是喜欢这里的佳境的话，那这位曾任福州长溪县令的唐朝进士（德宗贞元元年即年及第）来此可就轻而易举了。相对而言，吴宅村的始祖吴畦（唐咸通元年及第进士）徙居此地就颇有些悲壮色彩。
因破*巢有功的吴畦又在治理*河上获得认可，此后官拜谏议大夫和太子太保。但为官清廉的吴畦因朝廷奸佞当道而告老还乡，隐退越州山阴（即现在的绍兴）老家。传闻昭宗准奏的当晚，梦见有一鹤样大鸟绕树三匝后朝东南方向飞去。翌日，宰相郑启上奏要求皇帝留用吴畦，皇帝想起前晚的梦境，遂急忙下旨召回吴畦，但为时已晚。
唐乾宁二年（年），浙东节度使董昌在越州叛国，屡次劝说吴畦归附，请吴畦出山为其辅*，遭到吴的拒绝。鉴于当时会稽令吴镣、山阴令张逊等人也因为拒绝董昌而遭到杀戮的恶劣态势，吴畦遂举家远迁，以保全父母及家人的性命。
他们“乘舟浮海，至东瓯安固，溯流而上，二百余里地……乃弛担而居，号为卓家庄。”来到这个如今为新浦乡的后坪村时，已是一年后的乾宁三年四月十八日了。
在此居住了数年的吴氏一家，据说每个晚上迷迷糊糊中都会听到钟鼓声，感到很惊讶，却又不知其中原因。有一天，一位僧人上门告诉他们说此地是佛地而非俗人可居。吴畦只得另觅宜居之地。于是，“产奇竹，山水佳丽”的库村进入了他的视野。“开基居之，号曰库村。”
这个故事来源于吴氏家谱中吴畦所撰写的《库村肇基志》一文。吴氏族人认为，《谏议大夫自序》及《松源肇基记》二文中均详述吴畦兄弟因避祸董昌而辗转迁徙之事。但他们又说，从其行文习惯及一些相关情况来看，文字有他人托名撰写之嫌。
山头岙：人才辈出
当问及“库村”这个名称的来历，得到的回答竟是“说不清”。这多少有些令人感到遗憾。如果该古村始建于晚唐时期的说法是确切的，那时这里已有文人志士在此落脚，为什么连个记事的都没有呢？
总算在当地采访到一个“不太清晰”的说法：距库村约两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钱铜坑”（音）与一个圆形状如谷堆的“堆谷山”，这两处地地势像两位将*把守着一座宝库，于是称这里为“库村”。当地人吴立华先生称自己也是听以前老人这样传说，他还说以前的老族谱有这样的记载，但这本族谱已不复见了。
温州市廊桥文化学会副会长、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薛一泉先生翻找了年12月由该县地名委员会编的《浙江省泰顺县地名志》，同样没有结果。但从该《地名志》中“新仓”条目下找到这样的解释：相传氵祭头西部古时有一列小山曲折盘绕，形似谷仓，于是取名“新仓”。由此相印证，关于库村一名的传闻或许有点可信。
如今的新仓村，连同吴宅村、包宅村及乌石村，都是由古代库村发展而来的。库村古称氵祭头村。“氵祭水者，东越方言，以挂泉为氵祭”。据有关资料显示，环村的库水流经岩氵祭，库水往下注入当地的南浦溪，而村子居住在氵祭的上头，故称氵祭头。
就这样，在这个前有新浦溪萦绕、后有白云山依靠、左右群山相抱的“山头岙”里，凭着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吴氏后人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一个人才井喷的历史阶段。在吴畦陵园里，记者看到，库村历代科第榜单上，有确切姓名、官职及任职地的，就有23人，这其中还不包括吴畦外迁后裔科举及第的22人。一个令人极感兴趣的现象是，除了4人系唐时的官员，一人系明万历年间的官员，其余均为宋时及第，文武兼有。
泰顺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此评价称：隐居库村的吴畦，率子孙后裔垦荒种植，创学授业，侯林书院、中村书院、石镜书院等相继盛名，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为该县唐宋时期的文化发展作出较大贡献。
至于为何在宋朝时期出现盛极一时的人才井喷现象，有何渊源，此后没落原因何在等问题，这也不是本文所能涉及。薛一泉先生援引温州市廊桥文化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吴松弟的说法表示，南宋时期泰顺出了不少人才，如吴、林、徐三姓出现的进士都不下10人。传统的看法认为这与当时的首都在临安（今杭州）有关系，当时温州的进士人数就超过杭州（明代杭州进士始超过温州）。但研究泰顺的历史，一定要把泰顺文化放在福建文化圈和丽水文化圈这个大环境中来研究。例如，泰顺有很多地方的房子是金华师傅来建的，而在金华等地的石作都是泰顺的石匠过去造的，这就说明了这两个区域文化上的交流是一直存在的。泰顺很多姓氏是从福建迁来的，移民带来的文化在泰顺入土扎根后演变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个性，如果追宗溯源仍然要到福建去，毕竟福建的南宋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最有地位的一个时段。
五“德”堂：独树一帜
在当地，还有一个叫“三友洞”的地方。据清光绪泰顺《分疆录》载：“崖下旧有书室，为宋进士吴驲、吴泰和、包湉讲学处。”“梅竹散植，古松旁挺。君取岁寒三友之义，曰‘三友洞’”。如今还留有楷体直书阴刻三个大字。该乡**办主任翁海云女士告诉记者，与三友洞相对的，就是对面山上的石镜坪与书斋亭。据传，每当月亮升起时，石镜坪的反光可将书斋亭照得亮如白昼，文人雅士相聚于此吟咏作赋。她还说，三友洞附近以前还有一处叫“流米岩”，每次米的流量会根据来客而定，有一对此垂涎已久的贪心人便凿了它，以期获得更多的米，结果自然啥也没得到。从中也可印证当前的一句话“以人为本，以德为*”，一个人要是缺德，那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在库村古村落里，还有几处老宅可谓清一色以“德”字冠名，如“衣德堂”、“食德堂”、“恒德堂”、“树德堂”、“贵德堂”。这些老宅依山而建，收放自然，一般由一进或两进院落组成，整体造型朴实大方，建筑檐廊丰富，空间向外开敞。
据薛一泉先生称，有堂号的民居建筑在该县非常少见。如此厚“德”并加以冠名的，想必在全市就更显稀罕了。当年这里的先人如此重“德”的背后究竟是否隐藏着什么呢？抑或受到某种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呢？这对于后人来说，已经很难知晓其中确切蕴意。
薛一泉先生认为，堂号的命名大致有两种类型，有明显的姓氏特征的堂号，往往根据先人郡望、德望、操行、功业、科第、字号、著述、居住地等来命名，或显示家世显赫，或藉以弘扬祖德启裕后人。没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主要取材于吉利、祥瑞之语和前人的佳句，也有的取义于体现封建伦理纲常、训勉后人积极向上的词语。
如果依上述所言，包宅民居的堂号又是属于哪种类型呢？还有无法知晓的是这几座宅子的建设时间。现年85岁的包超庸先生，早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堂，他堪称这里的原住居民，但他在接受采访时称，家谱中尚未发现有这几座宅子建成时间的记载，关于堂号的用意也没见到过。据称他父亲年轻时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如今在他所住的恒德堂厅堂上方，还有一张当年的官报（官报字迹剥落相当严重，已无法辨认了。这样的官报，在当地的一些老宅里也有，同样难以辨认）。
如今只有食德堂的厅堂里仍悬挂着堂号匾额，其余的不复见。
代结语：太多隐密
库村古村落主要有四条传统街巷，它们形成时间在唐宋之时。块石、卵石等铺就的曲径独具的通幽意境与古村蛮石、原木相造的古村格调相辅相成，颇有韵味。其中就有一条兴盛于清末民初的商业老街，长约50米。如今是门可罗雀，只有一些被岁月折腾得苟延残喘的痕迹，如“宝龄堂自运各省药材”、“包聚泰号”等，还能气若游丝地告诉你一些信息，当年这里老字号商铺也不少，他们也曾经营着当地的药材与山货。老街上那两棵千年古柏，如今依旧苍劲，但物是人已非。
采访中，还有不少的事情无法解读，比如当地还有一座据称是千年古刹的广渡寺，该寺有多大，何时毁灭，为何毁灭，似乎很有隐情，能知晓的仅是，遗存的石质柱础的直径达八九十厘米；还有那条“双心路”，究竟是吴氏家族中哪两位主角科举及第，他们是父子关系还是叔侄关系，也不晓得，能说清楚的就是后代比前代的官职大，为了避免官职大小与辈份大小在路面让行上导致冲突与尴尬而修此路；还有那座构建相当精美的石门楼“世英门”，究竟是为防御虫兽之害还是为光宗耀祖而建，县志与族谱的说法迥然不同……当然，关于这个村落，还有很多隐密的信息无法真正解开。
难怪，吴松弟教授也这样说，在整个浙江地区，泰顺都算是一个历史非常丰富而且很复杂的地方，许多问题至今还没得到解释。泰顺地方文献不多，《分疆录》这本方志对唐宋时期18大姓迁入泰顺有一些记载，但在这之前的情况却迷雾重重。唐朝之前的泰顺人烟绝迹是不可能的，应该有一些古越人生活在这里。泰顺曾发现几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在温州地区来讲，泰顺的历史也算是比较早的。温州的东瓯国和福建属于闽越国，文献上说汉朝时闽越国的人都迁到江淮地区了，实际情况不可能完全这样，被迁走的可能更多的是皇亲国戚，老百姓都被迁走是不可能的。所以古越人在泰顺没有停止过活动，但他们的情况并没有被记载下来，于是泰顺历史出现了“缺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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